导读:篇一: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广为流传的名言,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体现。一个运动员的成就,不仅仅是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 如果觉得还不错,就继续查看以下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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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广为流传的名言,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体现。一个运动员的成就,不仅仅是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牌,还在于是否体现奥林匹克精神,是否做到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我崇拜的奥运英雄苏炳添就是这样的选手,也许他与金牌无缘,但创造的历史值得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铭记。
苏炳添,1989年8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暨南大学20__级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中国男子短跑名将。
20__年2月6日,苏炳添以6秒43夺得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男子60米冠军,并刷新亚洲纪录。之后苏炳添多次比赛中都成为百米大赛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苏炳添也着实让世界短跑名将博尔特惊讶到了,博尔特可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飞人,连续三届拿到奥运百米金牌。可是博尔特也被苏炳添惊到了:没有想到站在身边的小伙子居然反应这么的快,起跑的那一瞬间让他不知所措。
博尔特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枪声一响,我身边的小伙子就飞奔出去,我有点不知所措,结果就失足了。”他对于苏炳添的实力也是非常的认可,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后面才会拼命追赶上去。
能进入百米决赛是每个亚洲人都不敢幻想的奢望,只有跑进10秒才有希望。为此,苏炳添20__年底,选择了一个比较大风险的决定:就是把起跑脚换了。为什么要换?是因为想要得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新的节奏,这样的话在100米才可能会有一个突破。
而做这个改变和选择太难了,改变之前问了很多的专家:不做出一些改变的话可能很难突破10秒,参考了刘翔的“八改七”,所以苏炳添最后狠下心来做出了这个改变。就像刚开始是用右手吃饭,突然间变左手,你夹都夹不到,怎么不难呢?苏炳添刚开始,连起跑怎么发力都完全不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三组对决过后,中国“飞人”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成功入围男子100米决赛,也成为首位闯进奥运会百米决赛的中国人。而在奥运赛场上,9秒83也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成绩。20__年里约奥运会,博尔特夺取金牌的成绩是9秒81,苏炳添只比博尔特仅仅慢了0.02秒。32岁的中国飞人苏炳添通过多年以来的努力,终于站在了100米跑道上面。
苏炳添一战打破了三个纪录:
首先,新中国从1984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现在37年的历史上,首次有中国男性运动员打进到100米决赛的赛场,绝无仅有,这个意义不亚于当年刘翔闯进奥运会决赛并且夺冠。
第二,在1932年的奥运会上,曾经有一位日本运动员打进到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决赛圈,但他不是第一名,而且那个时候是用手计时的时代,跟电子技术时代差的还比较多。
第三,亚洲国家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也就是第2届奥运会上,到现在121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亚洲运动员以100米半决赛第1名的身份进入到世界最顶级的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
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荣耀,属于伟大的中国,也属于亚洲。年过30的苏炳添,靠着顽强的自律,靠着超强的意志品质,成功的打进到了100米的决赛当中,为全亚洲人长脸。就连中国田径名将刘翔在微博上也发文祝贺苏炳添:“封神!9秒83!!!”
此前展望半决赛时,苏炳添强调,半决赛就是自己的决赛:“对我来说,能够进入决赛就算完成任务。如果能够突破10秒大关,进决赛应该没问题。”
看了比赛,真是激动得哭了!太不容易了!简直是一战封神!正像刘翔所赞扬的那样,这是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这也是亚洲奇迹和亚洲速度!简直让人不敢想象。
每一次踏上赛场,苏炳添的脑海里都只有一件事:竭尽全力跑出“中国速度”,为祖国添彩!能打破亚洲纪录,打破黄种人的极限,站在东京奥运百米决赛的跑道上,所有的梦想都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现实!
篇二: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时提出,国家准备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用来支援发展航空工业。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算大约是5.35亿元人民币。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就算一穷二白,中国航空工业还是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艰难起步了。
1951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顾诵芬来到北京,加入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继续北上。在沈阳,他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对年轻的顾诵芬来说,离家北上建设航空工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在践行他从小的理想。多少年过去,“七七事变”爆发后频繁出现的飞机轰炸声,总是在他的耳边回荡。“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顾诵芬坚定地说。从此,他在高考志愿上填报3所大学的航空系,是因为这份初心;大学毕业后,投身航空工业一线,也是因为这份初心。
到沈阳后,顾诵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1。在这之前,中国航空曾迎来一批苏联“老师”。可他们的“课程”里,只有如何制造飞机,并不教我国如何设计飞机。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脉在人家手里,这怎么能行?但自行设计,就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按照时任沈阳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方案,他们要设计的喷气式飞机需要从两侧进气,而不是用机头进气。这在国内根本没有先例。准确说,那时我国在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上完全空白。而作为气动组组长,顾诵芬在大学时就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因此,在听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国外文献后,他立刻动身来到北京。为了不影响学生白天使用资料,他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整整跑了一个星期,自行车前叉在土路上都颠裂了。就这样,靠着硬“啃”国外资料,顾诵芬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歼教-1首飞成功后,几乎是无缝衔接,顾诵芬又通过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随即又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1978年之前,顾诵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虽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早在1958年7月26日就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并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还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整理于 ]
顾诵芬和他的同事们从不畏惧做无名英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他却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篇三: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20__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篇四: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篇五: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在比赛中捧回的一个又一个奖杯,大大增加了苏炳添的自信心,也让他更执著于短跑这条道路。
但是,教练说苏炳并添没有短跑运动员的天赋。
他个子只有172cm,短跑运动员最佳身高是180cm—195cm,当年中国另一飞人刘翔身高在189cm,短跑项目中,个子矮要失去许多先天优势。
再加上我国短跑事业相比其它国家而言,起步要晚一些,选择短跑作为终身事业的运动员少之又少,国际短跑赛事上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决赛。
年轻气盛的苏炳添偏偏不信这个邪,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短跑运动上创造出奇迹,让外国人看看我们的实力。
为了这个理想,苏炳添想去专业的体校进行学习和训练,但他去了几家体校,都因为他个子矮、年龄大被婉拒,现实将他打回原型。
刘翔从七岁就开始进行专业训练,而想入体校的苏炳添,这时已经15岁了。
眼看苏炳添的田径之路就要画上句号,这时候他人生中的伯乐出现了。
中山体校教练宁德宝看中苏炳添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想把他收为麾下弟子。
宁教练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体校的领导,破格把苏炳添招进来,然而,训练刚刚开始不到半月,苏炳添就吵着要回家。
中学时的训练和现在专业体校的训练相比,从运动量、技术上都简单很多。
体校要求学生6点就要起床开始训练,一上午的高强度练习,在中午短暂午休后,下午还要接着练,苏炳添被体校辛苦的训练吓住了,他不想跑步了。
他叫来父母想要退学,父母也不忍他受苦,便要把他带回家,宁教练实在舍不得这个好苗子,苦口婆心地劝说苏炳添和他的家人。
苏炳添的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从宁教练的态度上,他们觉得是真心为孩子好,于是妈妈许诺给苏炳添100元零花钱,把他留在宁教练身边。
从此,苏炳添如开挂般,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飞人时代”。
篇六: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1969年7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首飞成功。顾诵芬松了一口气,前一晚,他做了很多噩梦,担心飞机会摔下来。顾诵芬没办法不担心。“歼-8”的研发经历了太多的艰难。
研发中国自己的新型歼击机——顾诵芬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想法,是在1963年7月的一次技术报告会上。此前,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已经对米格-21进行了近3年“技术摸透”。顾诵芬认为,摸透只是初步阶段,我国最终还是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为此,他在会上提交了一份设计报告。
1年后,经过进一步准备,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提出,“现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去了”。1965年1月,黄志千被任命为歼-8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师之一。
不幸的是,4个月后,黄志千在赴西欧考察途中遭遇空难。新机研制工作由叶正大领导,以王南寿为负责人的总设计师办公室,成员包括蒋成英、顾诵芬等。接下来的几年里,顾诵芬主持解决了歼-8纵向稳定性、横侧向稳定性等技术问题,为其首飞成功作出了贡献。
但对顾诵芬等人来说,首飞成功只是一个开端。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飞机在向大速度飞时出现了抖振问题。飞行员对顾诵芬说,就像坐在一辆破公交车行驶在并不平坦的马路上,颠得太厉害。
为了找出问题所在,顾诵芬带领团队想了各种办法,从机尾罩的设计到内外流的协调,再到方向舵上安装阻尼器,一步一步去排振,逐渐提高飞机的速度。然而,直到1978年,飞机的抖振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顾诵芬判断飞机尾部存在着气流分离现象,却苦于没有好的录像机和照相机,而无法证实这一判断。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土办法”,在机尾罩周围贴上毛线,人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观察,哪些地方的毛线是震动的,这样就可以看出哪里存在气流分离问题,而顾诵芬本人就是那个观察者。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更何况顾诵芬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但他还是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连续3次上天观察,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
试飞当天,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门了。家里人以为他只是日常上班,没想到他会瞒着他们登上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由于姐夫黄志千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但从提出办法那时起,顾诵芬就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心里想着的是国家,并不是想着自己怎么样。”顾诵芬说。
1979年年底,歼-8终于正式定型了。歼-8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完全国产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第二年,顾诵芬成为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承担歼-8Ⅱ的研发工作。歼-8Ⅱ被评价为“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而整个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
1986年,顾诵芬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调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的未来发展,以及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
从大飞机专项到第四代战机技术的革新,再到最新前沿技术探索,顾诵芬一直关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希望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有顾总在场,我们就踏实了。”不少年轻飞机设计师这么说。
20__年,顾诵芬被确诊患有直肠癌。虽然后来接受了手术,但他至今仍处在癌症的康复期。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按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从家到办公室,距离约500米。这段路程,常人走起来用不了10分钟,顾诵芬却需要花上至少3倍时间才能走到。但他从未想过要停下来。“了解航空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顾诵芬认真地说,“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顾诵芬不小心摔了一跤,当被问到康复后最想要做什么时,他缓缓说道:“还是搞飞机设计。”
“还是搞飞机设计”,说这句话时,这位已过鲐背之年的老人,眼中隐隐有光。
篇七: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顾诵芬,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许多人听说他,是因为他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的故事里远远不止一架飞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见证并书写“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在不久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获20__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名句。1937年,7岁的顾诵芬在北京目睹日军飞机肆意轰炸,让航空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7年高中毕业,他毅然选择了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从此,他的人生和我国航空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顾诵芬不甘步人后尘,决意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面对苏联、欧美对我国飞机设计的技术封锁,他忘我钻研,“连洗脚时也在看书”。为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了一个星期,边摸索,边试验。为解决飞机抖振问题,他瞒着爱人乘飞机三上蓝天,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问题症结。从歼教1、初教6到歼8、歼8Ⅱ,一次次历史性突破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以至于有人感叹“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仿佛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志在蓝天、航空报国的顾诵芬择一业而终一生。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有着闪亮的三个关键词:航空报国、航空救国、航空强国。面对日机轰炸,他立下了航空报国宏志;迈出大学校门,他开启了航空救国征程;担当设计重任,他践行了航空强国理想。从青丝到白发,顾诵芬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蓝天;从空白到突破,他让新中国的“长鹰”不断迭代升级;从学子到大师,他用毕生心血书写了载入史册的航空事业发展成就。
壮心未与年俱老,一生钟情翼冲天。顾诵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敢担重任不怕挑战,苦心钻研不甘落后,以身作则不惧风险,以航空梦奋力托举强国梦。他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把奋斗情怀融入时代洪流,与时间赛跑、同强国竞争,以强国有我的使命感催生报国热情,以争先创优的紧迫感创造航空奇迹。他匠心不息、勇攀高峰,坚持走自己的路,搞自己的飞机,带领研制团队行进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轨道上,战斗在发展创新、蝶变跃升的报国天空中。
顾诵芬一生淡泊名利,也从不宣传自己。他只是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直至1978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即使是回忆录,他也坚持只谈飞机设计工作和航空科研有关的经历。诊断出直肠癌,他还是每个工作日“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几分钟才能走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将外文书刊资料复印或翻译给一线设计人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顾诵芬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坚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默默无闻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着智慧和力量。他坚定“功成必然有我”的历史担当,潜心钻研的报国志、强国心纯粹而坚定,一代代战机在蓝天掠过的是他呕心沥血的轨迹,翱翔的是他发奋图强的赤诚。他秉持“公烛无私光”的人格风范,把忠诚彰显一辈子,把大爱融入全身心,“事业摆当中,荣誉藏身后”是竭诚奉献的航空壮歌。
“癌患无所畏,暮年寄壮心”是其鞠躬尽瘁的人生写照。1986年之后,离开了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以及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他力主并做出巨大努力促成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顾诵芬其实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为虚弱。可他在后来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这些年,他还心系母校发展。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他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讲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总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建设校园和帮助学子而慷慨解囊。
现在,办公室或是会议室里还常常能见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航空英雄的身影,他依旧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仍在思考如何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中国航空工业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堪当重任的专业人才队伍。
他对年轻人充满期待:“中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顾诵芬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篇八: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8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大飞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顾诵芬先后担任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大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20__年,他牵头论证并提交了《关于把发展大型飞机列为国家标志性重大专项工程的建议》。他基于对军用、民用航空技术相通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军民统筹、大客大运并举”的大飞机发展思路,并得到采纳。20__年,国家批准设立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20__年,运20列装部队。20__年,C919成功首飞。
顾诵芬在航空事业耕耘70载,由于国防与航空工业的特殊性,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
顾诵芬还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带领的团队走出了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部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如今,年过九旬的顾诵芬仍不断思考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
篇九: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20__年,刘伯明入选神舟七号任务乘组。20__年9月25日,他与航天员翟志刚、景海鹏一起奔向太空。
探索太空,是勇敢者的事业。
在中国载人航天大事记中,应该有这样一段记录:
20__年9月27日,在刘伯明、景海鹏的协助和配合下,航天员翟志刚顺利出舱,完成了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任务,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独立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
那次“太空漫步”,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开启舱门时,翟志刚用力拉了几下,舱门没有反应。此时,飞船即将驶出测控区,必须尽快打开舱门。这时,刘伯明递过来一把开舱辅助工具。在刘伯明的协助下,翟志刚使用辅助工具终于打开了舱门。
推开舱门,航天员们的耳机里突然传来“轨道舱火灾”的报警声。
轨道舱内的刘伯明和返回舱内的景海鹏第一时间检查了所有设备,并且判断此时轨道舱处于真空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火灾的。事后分析表明,轨道舱火灾警报只是一场虚惊。
“那个时候,我和志刚目光对视,彼此心领神会。他毫不犹豫地出舱,我也果断调整舱外活动计划,先将一面五星红旗递到他手中。”刘伯明回忆说。
“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刘伯明说,“就算再也无法重返地球,我们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飘扬!”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因为秉持着这一坚定的信念,刘伯明在一次次挑战生理、心理极限的训练中保持坚强,在面临一系列考验和挫折中义无反顾作出选择。
篇十:2024年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1930年2月4日,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日本飞机频繁在头顶上空盘旋,炸弹爆炸震得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就这样,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顾诵芬10岁生日时,叔叔顾廷鹏买了架航模飞机送他,他视若珍宝。父亲见他这样喜欢航模,便也买了一架给他。最初的航空梦想,便从小小的航模上诞生。此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航空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的首战装备、决胜装备。建立独立完整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航空工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1951年,顾诵芬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当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国家拿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于1956年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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