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优选24篇) 202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 篇1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 如果觉得还不错,就继续查看以下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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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优选24篇)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万历十五年平淡无奇,明朝注定灭亡。”也就是说,在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了一个不平凡的大帝国的灭亡,这实在是非常经典的。你仿佛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支撑着它,使你认清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决定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而是决定在万历十五年。
我们可以把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的明朝看作是一个家族企业,万历皇帝就是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董事长;把第二章所写的首辅申时行当做是他任命的 CEO ;把第三章写的张居正这个人,当作是一个前任的 CEO ,你可以比较前面的 CEO 跟后面的 CEO 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这个家族企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企业文化、企业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制约,祖宗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仿佛活着,你的权力和限制都是来自祖宗,但是到底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又与这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万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这样的皇帝,把他摆在同样一个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事情。
第五章所写的海瑞,是一个低阶别的政府官、地方官,有点像我们分公司、办事处的主管。他们直接接触客户,立即服务,为当地服务。然后他也会产生书中所讲的困惑:到底是听朝廷的,还是要听老百姓的?类似这种矛盾。像以服务为导向的部门,自然是以客户为先。但是,朝廷的意愿与百姓的心声,永远是两难的选择。
接下来戚继光。戚继光是一个将领,他去打倭寇,这比较像行销部门,跟竞争对手作行销的战争。例如我 从中国台湾被派到大陆来,就是一个外派的将领,就是要来攻打这个市场。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资源,但这个仗要怎么打,公司就要因此决定怎样去分配资源。
如果说“活着的祖宗”代表了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价值观、或者是朝廷上层的价值观,第七章讲到的李蛰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层平民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他比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层的思想体系有一些冲突,是“自相冲突的哲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学家”。这就好像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感觉公司的上层,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识分子”,权力很高,已经萎靡了。
从第一章念到第七章,从“公 司董事长”内心的转变,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后你会慢慢醒悟,平淡的“万历十五年”如何决定了几十年后明朝的灭亡。把它归到你现在的企业里面,或许这一周也是平淡无奇,和以前一样,但可能公司未来的五年就决定在这一周,不是因为这个礼拜产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局,不是!而是在这一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冰山、一个很大的体系在运作,有形的官僚体系,加上无形的思想体系在运作,而导致了你五年后的景况。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目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应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级、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经过对他们的描绘和点评,侧面描画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打破和改动,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载”。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出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现出来,他以为以道德为规范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缘由,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讨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动身,探求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无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愈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开展至此,所以他经过联络比拟、归结等等办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分离《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究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员应当如何进步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
以“问题”开端,以“问题”完毕
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完成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究,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不断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历史,学生需求树立起问题认识,只要脑中有疑问,有了猎奇心才会去探寻缘由,带着问题去寻觅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入的了解。而于历史教员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只会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停止历史教学设计时,能够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串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应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只能够协助学生树立问题认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关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也利于师生一同发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
培育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剖析才能
《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浅显易懂的言语来记叙史实,加强了可读性和兴趣性,固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求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学问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艺温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应用史料停止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呈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求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开展起来……”经过这则资料,历史教员能够让学生联络资料和书本内容停止考虑,从经济的角度的动身,文艺复兴产生的缘由。依据资料,学生能够总结收工商业曾经有了一定的开展,一些城市呈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员有认识的培育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分析才能,可以协助学生培育“论从史出”的治史肉体,构成历史学习的正确办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动身,还是新课程规范的请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请求,而在详细的历史课堂教学理论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腕、内容组织的丰厚和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只能够提升学生的发现、剖析和处理问题的才能,提升学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考虑认识和整体认识。
美籍教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纪传体的方式,生动展示了一幅明王代万历年间的王朝画卷。黄仁宇教授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制度、文化、经济、政治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从其他历史书籍我们可知,明王朝从张居正时期(万历初期)的中兴,逐渐沦落,最后受迫于外交内困,轰然倒塌。这其中,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而内因组织的落后、制度的不切实际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严重腐败都是内因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弊端环环相扣,顽疾深远,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为也只是逞一时之强,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帝国建立时的错误,而另立新的帝国制度。
我就简单谈谈对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下的制度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说有,也只能是汉朝以来就被历朝推上神坛的儒家文化。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时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伦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约束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已经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伦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级制度森严,社会“公正”成为维护固有制度下的牺牲品。“治理国家的官员(以下统称为文官)大多科举出身,依靠一群熟读经史的人治理国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于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因为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制度的设定必须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应有的弹性。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这是缘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时典型的“小农意识”,他的王朝能够回归到朴素的农业社会,除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大地主和国家工商业外,他希望官员成为人民的仆人,只发卑微的薪水。如:一个正二品尚书一年的俸禄才120两,实在少得可怜。在建朝200多年的万历年间,这一僵化的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现实已经让他名存实亡。没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获得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收入,甚至腐败丛生,以过上骄奢的生活,这成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这些收入则压迫在农民的身上,过度繁重的压力,推动农民不断走向贫穷的深渊,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该制度的设计也就如果一纸空文。
财政税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累赘。税制同样发源于太祖,他规定,“人民纳税的实物不入府库,直接供应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饷。”这样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教授指出:“如果军需税收总发总收,国内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进步,次之则保险业、银行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财政税收以“朴素农业”的方式设置,让明王朝的经济发展被禁锢,而施政的方针和目的,也不是提倡发展先进经济,而是维持稳定和平均的状态。而军事方面,财税制度的落后,成为限制区域军事指挥的一大因素,也让明王朝纵有当时世界上为数最多的陆军,军事效率却不高。这从江浙、福建沿海地区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击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团对武官权利的限制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还有可行性,但当发展壮大的满族成为强大的外患时,就让帝国变得没有战斗力。
缺乏民间金融系统,导致高利贷横行,大量民间土地被权贵兼并,农民流离失所,这成为明王朝灭亡的经济根源。及至万历一朝,太祖朱元璋时期设立的“土地均分”已经不复存在,大量土地为少数权贵阶层所有,农民中的自耕农数量不断锐减,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佃农,因而备受盘剥,变得愈加贫困,这一经济隐患就会演化成政治问题,无数农民就会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阶级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极大打击,而实行的恢复生产的政策,为了鼓励生产,也会让农民占有相当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农民会因各种原因变得手头资金紧张,在没有其他金融系统的时候,只能通过典当、高利贷等方式筹集零时短缺资金,但是这些筹资方式的成本奇高,无法还债的农家就只得将土地抵押还债,由此走向了贫困的深渊。再加上权贵阶层的侵占,大量农民相继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时的官僚机构也变得异常腐败。少数获得土地的农民和权利相结合,形成压在农民身上的食利集团。如果食利集团扩大,帝国总体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灾人祸,要么饿死要么战死的农民会纷纷选择起义,这成为历朝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这一过程的不断轮回。
这其中,文官集团的腐败和民间高利贷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腐败乃是根本原因,因为腐败榨干了农民的剩余,而高利贷则为推动农民走向贫困的加速器,它让农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中央集权的社会,权利来自于上方,民众自身又没有权利;在信息落后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地方权利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少得可怜,严重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张居正之类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肃吏治的决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徒劳。
进一步的说,王朝建立在禁锢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受到权贵阶层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灭不可避免。经济学说推动经济发展,民主学派的权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实施可以让社会长治久安。若再有“两个公平”(生存公平、机会公平)和军事保障,则可谓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但是人类至今能够获得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黄仁宇教授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它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诛杀冒犯他的文官的职务,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
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正处少年,为了进行执政和推动改革,张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给予的信任,直接或间接培养出很大的势力集团,其中,担任京城要职的官员大都为他一手提拔,但纵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张势力,不断对其进行弹劾,而且好几次都严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须得皇帝严厉惩罚相关官员,才能遏制进一步的弹劾。首辅申时行时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调和者,他会用委婉的手段让万历皇帝顺从文官的主张,同时又帮助万历皇帝实行皇权,但终于得罪了文官集团,被弹劾。在他被迫下台之后,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皇权方面,万历相信自己的权利是受命于天,天意能否持久则在于人和,否则他就会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权有很大的权力,及至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上早朝,在皇宫外居住并炼丹求仙,将文官集团的请求置之不理。万历当朝时年龄尚小,许多事情必须依赖老师张居正,大伴冯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进行,他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像皇帝出席各种仪式),而非皇权本身(自己施政很少)。万历作为皇帝是有其行为准则的少年时期,他成长极哭,学习、出席仪式、早朝、批阅奏折等等,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皇帝的身份也让他的情感无法交流,对待文官必须庄重,甚至对母后也只能通过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万历更加受到以“四书”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文官集团对他的规范,文官集团希望万历皇帝成为严格按照传统道德伦理行事的皇帝,否则,他们则会不断批评皇帝的行为。
虽然共同约束着万历皇帝,文官集团内部却不是一团和气,他们之间自然形成各种小利益团体。同一个地方的文官成为“乡谊”,同年考取进士的为“年谊”,还有师生关系,受同一人提拔的关系以及姻亲而形成的裙带关系等等各种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会相互竞争,已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官整体,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约着皇权。文官中大多数都是科举出身,共同受到“四书”教导,而科举制度则是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机械的思考和回答。“四书”中的传统和道德成为文官中共同认可的,是帝国的基石;文官以“四书”为准则,来要求万历皇帝。如果万历皇帝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其责备就相当严厉,海瑞上书说万历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御史上书说万历皇帝收受贿赂,更有一批文官抱着必死的决心,指责万历皇帝,希望能够受刑,成就他们扬名史册的愿望。在万历年间,由于皇权变弱,文官集团成为了帝国的实际所有者。对上,政令的执行又必须依靠文官集团,他们可以制约皇权;对下,他们又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控制着地方乡绅。
地方乡绅也有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级政府为县制,而知县(县长)一人统管民、政、军,由于官僚机构的范围有限,地方官员不得不依赖地方乡绅治理乡一级别的地区。乡绅多为宗祠的族长、退位的文官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就相当于法律,而他们断定是非的标准就是“四书”,乡绅自治保证了明王朝的稳定,也使得传统道德的规范灌输到帝国的最下层人民中。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现在的历史书籍,因为大都太单调、太教条、太格式化。而《万历十五年》简直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书让学生乐于走进历史,走进文化,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素养和底蕴,去思考一些过去和未来。
明代晚期和鼎革之际的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社会上离经叛道的思想。市民文化兴起,四大名著问世。
历史的悲剧源于我们的无知和少知,痛定思痛,从明朝到现在,有许多东西是变了,但也有许多是没有变的。礼为一切社会行为之规范,但道德却不能代替法律,与此同时也并不表示道德可以被抛弃。健全法制体系,提高道德修养中华民族才能走的更快更好,民族的未来将走向何方,答案掌握的我们自己手中。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采用了一种叙述历史的新方式。我们接触的历史作品,严肃的居多,学术研究的居多,很多历史书藉阅读时需要有一定的历史功底,大部分读起来有枯躁的感觉。而黄仁宇的这本书,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读起来有如在读一本小说。他的文字虽然通俗,文笔也不失生动,却在深入浅出中演绎了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
从书中我们看到,张居正搞经济体制改革,在道德立国的环境下,试图改变文官系统,以效率代替道德伦理对官员进行绩效管理,却得罪了全体官员,招致死后两年被抄家。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希望通过诚意感化官员们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却因为立太子一事被迫辞职。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却仅凭一人之理想,干预境内的农田所有权,同时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被迫辞职。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采用现代军事理念管理军队,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张居正倒了,戚继光也跟着被革职。李贽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后选择了自杀。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实际上也失败了,虽然贵为皇帝,他并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宫到各地视察,不能将自己喜欢的儿子立为太子,甚至不能决定死后和自己喜欢的嫔妃葬在一起,于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明代社会在发展,但是国家管理系统却保持原样,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视为异端。所以那些历史人物虽然努力想作出改变,但在整个一成不变的体制面前却只能碰壁,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史鉴今,通过读《万历十五年》,我们了解到,法治与德治在中国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当今中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所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时时去拨开安定的表象,看清这个时代的脉络和架构。这也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用望远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二)首辅之殇
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
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三)怠政的背后——万历从阳到阴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四)饕餮悲剧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
历史就是这样神奇,总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故事留与后人去猜。
历史,就是这么客观地前行。放宽历史的眼界,伸展历史的触角,历史的书写应该还原历史发展真实的轨迹。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研习,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结论。
感谢黄仁宇先生,献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本书,更感谢他独特的历史视觉。不同的人看《万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人从中悟出了许多管理学方面的心得,我更关心的是黄仁宇在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分析。
从《万历十五年》读出的不仅仅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子,我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工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特殊的问题。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著名。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胁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张居正的确很快,但是不见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太快。只是现实没有给他放慢的机会。万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机会,一待万历成年,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的种种措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他必须在短短十几年内获得成功。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如果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需要那么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作方法决然不同于前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对于明朝的印象一直很不好,记忆中总是充斥的是宦官专政,无能的皇帝等等。
万历十五年,粗看题目便会想,那是特殊的一年吗?值得作者用时几年完成的一本巨作。在脑海里搜索里一下,发现完全没有有关这一年的印象。去找了资料发现这一年并没有发生特殊重大的事情。而这本书的英文题目《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一年很平凡。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教授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因为对明代历史的兴趣及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在看黄仁宇教授的书很愉快,似乎在进行一次历史的旅行。这本书非小说,但让看的人有看小说的感觉,著作中对环境、人物形象和心理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却又不偏离历史;它是一本历史著作,却不枯燥,很是生动,也不深奥,这不是说教授讲的很浅,而是讲的细致入微让我们可以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常常在引用古文或诗句时,会细心地解释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和观点。
看其他历史著作总是看到的是不厌其烦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来论述王朝命运的起伏或是重要人物的悲剧原因等等。而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申时行等明朝重要人物的命运梳理后来看明朝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但黄仁宇教授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官员,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这制度的牺牲品。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正如作者小标题所写的“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十五年》并非就只写万历十五年间的事情。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作者无一不再说明这一个词,一个影响着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词——道德,在中国曾经一直以道德代替着法律,到了明朝已达到顶峰,这也使其把明朝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到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便点出了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世界通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20xx年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
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作文录
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89年的、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20xx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择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本书命名为万历十五年,但所写内容并非是那一年的事情,也不只是万历年间的事情。而是通过这本书,写出了明代官场的黑暗,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在明朝,整个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皇帝,而是整个文官集团。这与我在高中历史中所学的皇权至高无上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触动文官集团的利益。明朝的文官们也可以为了集团的利益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甘愿为他人作为垫脚石,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在这本书中,我也看到了世态炎凉。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排除万难推行万历新政,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张居正身居高位,独揽大权的张居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他去世后,由于一些人的私欲,对张先生进行栽赃陷害,最终彻底激怒万历,将其抄家,家属流放。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采取的新政,也恢复为曾经充满弊端的政策。使得刚开始走向正轨的明王朝,继续走下坡路。这也注定了明王朝的毁灭。
呜呼!苦心孤诣的张居正倾尽半生的努力到头来竟换来一个这样的结局。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就是因为他没有看透当时的文官集团。他那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往往触动了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而他的下一任首辅申时行则看似明白这一规则。他就作为文官们与皇帝的缓冲剂,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和事老”才得以全身而退。
亡国之理,在于不和。为了明朝政府的强盛,不得不去实行那些政策,但实行政策的同时,却无法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如此矛盾的事实之下,较弱的“改革方”只能任由“保守方”吞噬。而如此进行下去,国力便日益衰微,俨然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和”这个字看似简单,却是连万历首辅也难以轻易做到。当百姓和,将相和,君臣和之时,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崛起,并致万乘之势。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这本书告诉人们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权力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期望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者出现改造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体制。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
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黄仁宇先生认为; 国家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纟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国,以四海平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中国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国军,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中国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p.63)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p.132)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p.218)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昏君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中国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着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诽谤,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时光会冲淡谗言、诽谤,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炸弹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
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欲望与道德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 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结尾:非常感谢大家阅读《202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优选24篇)》,更多精彩内容等着大家,欢迎持续关注作文录「Zwlu.Com」,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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